老北京城的20座城门哪儿去了？| 整体性保护北京旧城：挑战与机遇
整体性保护北京旧城：挑战与机遇
王军（新华每日电讯特约撰稿）
【编者按】
今天推送的是这篇关于北京旧城保护的文章，对一般读者来说，可能有些过于专业。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个话题，新华每日电讯（公号ID：caodi_zhoukan）编辑找到了一些关于老北京城的珍稀资料照片。
第一组照片是历史影像学者秦风和徐家宁2013年夏天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试图寻找一些与抗日战争相关的老照片时，无意中发现的一组拍于1945年的航拍照片。
1945年8月15日，侵华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但尚有百万日军占领我国大片国土。当年9月至11月，美军负责帮助中国军队做好接收工作。期间，美军至少四次飞临北京拍摄，记录了老北京城的风貌。以下6张照片，由美国第89海军航空联队下辖的轰炸中队和鱼雷机中队拍摄。
图为紫禁城和太庙一带，画面中心的古建筑群为太庙。
图为天安门和长安街一带，可以看到天安门、故宫等建筑群。右下角的建筑为长安左门。
图为上世纪40年代，北京东郊工业区——如今的CBD。
图为阜成门内一带。图中垂直方向的一条主干道为阜内大街，横向主干道为北沟沿——现赵登禹路；位于照片中心的区域是今天的白塔寺，下方醒目的工字形建筑为成立于1918年的北京中央医院——现为北大人民医院。
图为复兴门一带，可以清晰地看到北京内城西侧城墙。
图为西苑和新华门一带，图中的湖泊为南海子，图中一处明显的建筑是新华门前的纸牌楼，当时是为了庆祝抗战胜利而临时搭建的。
说到老北京城，就不得不说那些曾经各具特色的城门。北京旧城有“内九外七皇城四”之说，指的是内城九门、外城七门以及皇城四门，合计20座城门，这是最常见的说法。
内九：东直、西直、朝阳、阜成、德胜、安定、宣武、崇文、正阳
外七：广渠、广安、左安、右安、东便、西便、永定
皇城四：天安、地安、东安、西安
但现如今，严格意义上的北京城门仅存“一对半”——“一对”是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半”是德胜门箭楼；角楼只留下内城东南角的箭楼；而城墙，只剩下不足400米。
老北京最爱念叨的“皇城根儿”这会儿确实只剩下“根儿”了。即便是“根儿”其实也越发淡漠，只存在于年纪稍长的一些人的“念想”里、存在于北京的路牌和地名上了。
第二组照片，是北京曾经有过和今天仍残存的城门——
1、正阳门。位于内城南垣的正中，是皇帝专用的，明朝称大明门，清朝称大清门。除了皇帝，任何人不得从箭楼的正门进出。皇帝每年两次出正阳门，一次是冬季，到天坛祭天，另一次是惊蛰，到先农坛去耕地。
1915年为了在正阳门（前门）两侧建火车站，雄伟壮观的瓮城被拆除。拆除了瓮城，原来封闭的瓮城变成了开阔的场地，关帝庙和观音庙露出真容，庙的香火更盛。1967年关帝庙、观音庙被拆除，没留下一点痕迹。
2、东直门，1901年摄。据称是北京的第一座城楼，于是东直门也被称为“样楼”，意思是说它是北京其他城楼的样子。东直门是位于京城内城东边北侧的一座城门，东直门城楼形制同朝阳门，但规制较小。元代东直门称崇仁门，通宽31.5米，通深15.3米，通高34米。镇门之宝外有铁塔，内有一座石雕的药王爷像。多走运木料的车。
1915年因修筑环城铁路将瓮城和闸楼拆除。1927年将箭楼拆除，仅存箭楼台基。台基又于1958年拆除。1965年又将整个东直门城楼拆除。东直门城楼被拆除尤为可惜，这是北京留下来惟一的明成化年间雕梁画栋阁楼式楠木建筑。1965年拆除。
3、朝阳门，1900年代全景。朝阳门，元称齐化门，门内九仓之粮皆从此门运至，故瓮城门洞内刻有谷穗一束，逢京都填仓之节日，往来粮车络绎不绝。“朝阳谷穗”为南粮北运的第一位喜迎神。粮食进了朝阳门，就存放在附近的粮仓之中。现在朝阳门内的地名还有“禄米仓”、“海运仓”、“新太仓”等，那都是当年存放官粮的仓库。
朝阳门通宽31.35米，通深19.2米，通高32米。通过京杭大运河运来的漕粮，皆由此门入城，存放在朝阳门内的几座大仓库内。瓮城内建有关帝庙，庙里只有神牌而没有神像。
1953年拆除城楼，1957年又拆除箭楼。
4、崇文门，1886年摄。元代称文明门，通高35.2米，通宽39.1米，标志是镇海的崇文铁龟。那时北京南郊大兴一带有很多酿酒的作坊，酒车大多由此门进城，所以有个说法：“崇文门进酒车，宣武门出囚车”。
在清朝，崇文门外多糟坊，过往一路飘酒香，故有“酒门”的俚称。但当年，不管是富商巨贾还是贩夫走卒，对崇文门之所以熟悉却不在酒，只因这是进京商货的大税关，一年净敛白银数十万两，崇文门的税官，遂成为户部诸税官中有名的“肥缺”。
崇文门还有个俗名“哈德门”。据记载，元代哈达王府建在崇文门内，故崇文门俗称“哈达门”，这一名称一直沿用到民国时期。“哈达”与“哈德”谐音，天长日久，口口相传，哈达门便被演绎成“哈德门”、“哈大门”、“海岱门”等。著名的“哈德门”香烟之名由此而生。
1950年拆掉瓮城，1968年全部拆光。
5、宣武门早期全景。元代称顺城门。通宽32.6米，通深23米，通高33米。标志是报时的宣武午炮。多走囚车，也称死门。那会儿墓地都集中在陶然亭一带，送葬的人多走这个门，加上清代的刑场在菜市口，押送死囚的车也走这儿。
1965年拆除。
6、阜成门全景，1870年拍摄。元代称平则门。通宽31.2米，通深16米，通高31.7米。标志是瓮城墙壁上刻着一朵梅花。西山门头沟产煤，此门距西山最近，故煤车都走此门。因为“煤”与“梅”同音，老年间有“阜城梅花报春暖”一说。
1953年拆除瓮城、箭楼台基（箭楼40年代拆除），1965年拆除其城楼。
7、西直门全景（左至右）箭楼、瓮城、闸楼及卷洞、城楼。西直门原为元大都西城墙之中门，称和义门。西直门通宽32米，通深15.6米，通高32.75米。标志是瓮城里有一块刻着水纹的石头。皇宫嫌城内的水质不好，于是取用玉泉山的水，因此每天清晨水车多走此门。瓮城呈正方形，四角皆为直角，是北京各城门中唯一的正方形瓮城。西直门也是除正阳门外规模最大的一个城门。
1969年因为修建地铁，将城楼、箭楼、闸楼、瓮城一并拆除。
8、德胜门，1924年拍。元称为健德门，为出兵征战之门，寄语于"德胜"二字。此门多走兵车。北方按星宿属玄武。玄武主刀兵，所以出兵打仗，一般从北门出城。德胜门瓮城内的珍品，应数立在中间的一座碑亭。亭中矗立着一座高大石碑，镌有乾隆帝六十二岁时（1797年）的御制诗。这位当时的太上皇回忆往昔的峥嵘岁月，在“德胜”二字上很是抒发了一回豪情。
上世纪50年代，北京的城墙开始被大规模拆除。直至60年代，因为修建地铁，绝大多数城墙都被拆除了。德胜门箭楼因为在城楼外侧，没有挡着地铁线，所以逃过一劫，侥幸存留下来。
9、安定门箭楼北侧，1915年拍摄.也叫“生门”，有丰裕之意。其箭楼通宽32.5米，通深25米，通高30米。皇帝从此门去地坛祈祷丰年。军队出征也走此门。其他八座城门的瓮城内都建有关帝庙，唯独此瓮城内建的是真武大帝庙，故真武大帝是此门的镇门之宝。
1969年因修地铁被拆除。
10、广安门最早的照片，1885年拍摄。明代叫广宁门，又叫彰仪门。广安门城楼形制一如内城，重檐歇山三滴水楼阁式建筑，灰筒瓦绿琉璃瓦剪边顶，面阔三间通宽13.8米；进深一间，通深6米；高17.6米；楼连城台通高26米。
1957年城楼被拆除（40年代已拆除箭楼及瓮城）。
11、永定门。永定门是外城中最大的城门，“前有箭楼、中为瓮城、后是城楼”，以雄伟姿态位于左安门和右安门中间，在北京城中轴线的最南端，也是从南部出入京城的通衢要道。永定门始建于明嘉靖时期，当初修筑外城是为了国家安定，所以永定门取“长治久安”之意为名。城楼形制一如内城，重檐歇山三滴水楼阁式建筑，灰筒瓦绿琉璃瓦剪边顶，面阔五间，通宽24米；进深三间，通进深10.50米；楼连台通高26米。
1958年被拆除，现存城楼为2004年重建。
12、东便门城楼正面，1920年拍摄。东便门是外城七门之一。外城是修建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的重城，包内城之南，老北京称外城为冠城，即帽子城。外城城墙的高度、厚度都不如内城，城门的规模也不如内城的城门，而东便门和西便门的规制又是在七城中最小的。
东便门城楼为单层单檐歇山小式，灰筒瓦顶，四面开过木方门，无窗；面阔三间宽11.2米，进深一间深5.5米，高5.2米；其城台正辟过木方门，楼连城台通高12.2米。瓮城为半圆形，东西宽27.5米，南北长15.5米，单层单檐硬山小式，灰筒瓦顶，南背面辟过木方门，东西北三面辟箭窗，每面各二层，弱面每层4孔，东西面每层2孔；面阔三间宽9米，进深一间深4.6米，高4.7米；其城台正中辟门，外侧（北半侧）为拱券顶，内侧（南半侧）为过木方门；楼连城台通高10.5米。
1958年东便门便拆除了。
13、上世纪20年代初的广渠门。广渠门是北京外城城墙东侧唯一的一座城门，曾称大通门，又称沙窝门。建于明朝的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门楼低矮，仅一层，廊面阔五间，单檐歇山顶，四周有回廊。瓮城呈弧形。箭楼为单檐山顶，正面及两侧各辟箭窗二层，正面每层7孔，两侧每层各3孔，共26孔。箭楼下开拱形门洞。
1930年代日本占领时期将箭楼拆除。1953年拆除了城楼和瓮城。
14、左安门。俗称“江擦门”，是北京外城南侧三个城门之一，位于永定门东面。城楼为单层单檐歇山式，灰筒与顶；面阔三间，通宽16米，进深一间，通进深9米，高6.5米，楼连城台通高15米；瓮城呈半圆形，东西宽23米，南北长29米。箭楼为单歇山小式，灰筒瓦顶；面阔三间宽13米，进深一间宽6米，高7.1米，楼连城台通高16.6米；其南侧面辟两层箭窗，每层7孔；东西侧面亦辟两层箭窗，每层3孔侧面正中辟过木方门。
1953年，将城楼、城台、箭楼、瓮城全部拆除。
15、右安门，拍摄于1924年。右安门位于外城南城墙的西侧，俗称“南西门”，又称“丰宜门”。明朝嘉靖三十二年（1553）为防止异族入侵修筑外城。1564年右安门加筑瓮城，增建箭楼。古时候朝廷是从内廷（紫禁城）的角度来测定的方位。因此，位于故宫西南边的叫做右安门，而东南边的就叫做左安门了。
1956年拆除箭楼、城台及瓮城，1958年又将城楼拆除。
16、西便门，1924年喜仁龙摄影。西便门城楼为单层单歇山小式，灰筒瓦顶，四面开方门，无窗；面阔三间宽11.2米，进深一间深5.5米，高5.2米；其城台正中辟过木方门，楼连城台通高11.2米。瓮城为半圆形，东西宽30米，南北长7.5米。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因蒙古骑兵数次南侵，加之城外关厢居民日渐增多，在京城四周修筑外城。后因财力不济，只修了环抱南郊的一段，设永定门等5门，使京师城垣呈“凸”字型。后与外城东北、西北两隅与内城连接处附近各辟一朝北的城门，分别称东便门、西便门。
1952年将城楼、箭楼、瓮城一并拆除。
17、天安门。位于北京城的传统的中轴线上，由城台和城楼两部分组成，造型威严庄重，气势宏大。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l7年）。原名承天门，以示皇帝“承天启运，受命于天”。
清顺治八年（1651年）重建后，改称天安门．既包含了皇帝是替天行使权力。
18、地安门。又称厚载门，位于皇城北垣中轴线上,明朝时称为“北安门”。它规格同东安门，但体量稍大，南北互相对应，寓意天地平安，风调雨顺。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弘治十六年（1503年）二月重修，隆庆五年（1571年）七月修葺，清顺治九年（1652年）七月重建，并易名为“地安门”，为砖木结构之宫门式建筑，面阔七间，中明间及两次间为通道，明间宽7米，两次间各宽5.4米，四梢间各宽4.8米，总面阔38米，通高11.8米，进深12.5米。正中设朱红大门三门，左右各两梢间为值房。
1954年至1956年拆毁。
19、东安门。位于皇城东墙的中部，南北走向，正对紫禁城东华门。其规制与西安门、地安门相仿。东安门始建于明宣德七年（1432年），面阔七间、进深三间。单檐歇山黄琉璃瓦顶。正中明间及左、右次间为门，各有红漆金钉门扇1对；左、右稍间及末间作值房。遗憾的是，在北京众多城门中，唯有东安门没有留下一张照片。现存的标注“东安门”的照片，其实都是“东安里门”。
明天顺五年（1461年），太监曹吉祥及其从子曹钦谋反纵火烧毁东安门，次年重建。1912年2月27日袁世凯策动兵变，北洋军将东安门放火焚毁。1912年之后在原址新建了东安门。
1926年至1927年，北洋政府内务部拆皇城墙，将东安里门一并拆除。此后，玉河先后被填平成为南河沿大街、北河沿大街，皇城东墙址建满房屋，成为居民区。
20、西安门。西安门位于皇城西城墙偏北，与东安门并不对称。这一点在北京城建讲究左右对称方面实属特例（如图示）。西安门建于明永乐十五年。无城台，门基为青白石，红墙；单檐歇山黄琉璃瓦顶；面阔七间、进深三间，正中明间及左、右次间为门，各有红漆金钉门扇1对；左、右稍间及末间作值班房。
从1913年起，因阻碍交通，皇城墙逐渐被拆，以后北洋政府财政紧张，便拆皇城墙变卖，到后来西安门只剩下孤零零的大门了。1950年西安门毁于火灾。
注：以上图片均来自网络。
接下来，正式推出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今日的报道《整体性保护北京旧城：挑战与机遇》——
新时期，北京的城市战略定位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对外交流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作为文化中心，北京在城市建设中应妥善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真正做到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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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保护区适宜全覆盖维护北京文化古都城市风貌，首先要保护其严整、平缓、有度的风格和内在风韵
梁思成当年的北京城墙公园设想规划草图。此图是在1951年初北京城建会议上，梁提供的方案草图：宏大的城墙北京城十几座城楼全部保留，城墙上长椅石桌路灯绿树。
在北京旧城保护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历史文化保护区分片保护与实施旧城整体保护的矛盾。
1986年，国务院批转建设部、文化部关于请示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报告的通知中指出：“对一些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能较完整地体现某一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镇、村寨等，要作为历史文化区加以保护。”
此后，历史文化保护区(历史地段)的概念被引入中国，西方城市保护的概念是否适应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城市保护的需要，成为学术界争鸣的话题。
1999年6月，吴良镛、贝聿铭、周干峙、张开济、华揽洪、郑孝燮、罗哲文、阮仪三提出《在急速发展中更要审慎地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议，认为：“北京旧城最杰出之处就在于它是一个完整的有计划的整体，因此，对北京旧城的保护也要着眼于整体”，在旧城内仅把一些地区划作历史文化保护区，是“将历史文化保护简单化了”，“目前的保护区规划仅仅是孤立地、简单地划出各个保护区的边界”，“没有从旧城的整体保护出发进行通盘的考虑”，“是一种消极保护，实际上也难以持久”。
2002年6月，徐苹芳在《论北京旧城的街道规划及其保护》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城市与欧洲的古代城市有着本质的不同。欧洲古代城市的街道是自由发展出来的不规则形态，这便很自然地形成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街区。
“可以断言，在世界城市规划史上有两个不同的城市规划类型，一个是欧洲(西方)的模式，另一个则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东方)模式”，“历史街区的保护概念，完全是照搬欧洲古城保护的方式，是符合欧洲城市发展的历史的，但却完全不适合整体城市规划的中国古代城市的保护方式，致使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把最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传统弃之不顾，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拣了芝麻，丢了西瓜，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2004年版总体规划提出：“进一步扩大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范围。根据历史文化遗存分布的现状和传统风貌的整体状况，扩大、整合旧城现有的历史文化保护区；增加新的历史文化保护区。”
目前，北京旧城内的历史文化保护区已增至33片，占旧城面积的29%。据北京市规划学会2003年统计，北京旧城之内，被划入保护区的胡同有600多条，未被划入保护区的胡同有900多条。
根据2004年版总体规划的要求，以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北京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范围之外的胡同，应该被纳入整体保护的范围。
可是，一段时期以来，一直存在一种错误认识，即认为保护区之外的胡同、四合院都可以拆除。在此种认识的驱使下，大拆大建在保护区之外持续上演，旧城遭受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
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在2016年全国两会提案中指出，今天，维护北京文化古都城市风貌，首先要保护其严整、平缓、有度的风格和内在风韵，包括保护城市中轴线，保持棋盘式的道路系统，维护严谨的城市空间格局和活泼的园林水系，保护诸多文物古迹。
而实现这些保护目标的关键，是整合历史城区内的历史文化保护区，在保护好已经公布的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基础上，扩大保护范围，将具有胡同—四合院基本格局的区域，全部公布为历史文化保护区。当前对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来说，这是不可失去的难得机遇。
北京旧城是统一规划建成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东方城市的杰出代表。为落实整体保护的要求，必须改变北京市已公布的历史文化保护区不能覆盖整个旧城的状况，坚持2004年版总体规划确立的“扩大、整合旧城现有的历史文化保护区”、“增加新的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原则，采取强有力措施，将旧城内未被划入保护区的历史地段，全部公布为历史文化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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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疏散与加强房屋管理相结合旧城平房区居住着大量“老北京”，这些原住民是北京地方文化的主要传承者，应鼓励他们继续居住在历史城区
北京胡同
北京旧城平房区人口密集、疏解困难以及房屋危破，与房屋管理不善相关，突出体现在：
①直管公房大量存在违法转租转借行为，长期得不到遏制，且不断加剧，甚至出现使用权违法交易，为不合理的人口聚集提供了空间。违法转租转借直管公房行为的泛滥，已使大量平房四合院的住户变为外来流动人口，其中存在暗箱操作及寻租行为，并给流动人口的管理造成困难，潜伏诸多隐患。
有的直管公房承租人甚至将其承租权(使用权)公然通过中介机构上市交易，其价格与产权交易价格相当。有中介机构表示，只需向房管员支付一笔费用，即可变更租赁证，实现使用权过户。
②由于没有建立直管公房租赁退出机制，“户在人不在”情况普遍，虚高了平房区实际居住人口数量。北京市社会科学院2005年发布的《北京城区角落调查》显示，崇文区(2010年7月崇文区与东城区合并，称东城区)辖内的前门地区，人户分离现象严重，户在人不在的占常住人口的20%以上，个别社区外迁人口占45%以上。
这一情况在北京旧城平房区普遍存在。许多房屋并不为户籍人口实际居住使用，它们或被出租盈利，或被长期闲置。人户分离者，多是在外居住(在外拥有住房或租用住房)的直管公房承租人，他们正是违法转租转借直管公房的主要群体。
③私搭乱建、破墙开洞等违法建设行为大量存在，传统的院落格局、商住空间秩序被严重破坏，为不合理的人口与业态聚集提供了土壤。私搭乱建的违法建设行为是对公共利益的悍然窃取，长期以来却得不到应有的惩治与打击，并与违法转租转借直管公房的行为相伴，不断蔓延，恶化了大杂院问题，严重损害城市形象与社会公德；未经审批破墙开洞、将居住用地违法变更为商业用途，以攫取高额利益的行为在胡同内大量存在，这同样是对公共利益的悍然窃取，必须严加惩治。
北京旧城历史上的商业空间多分布在南北向的街道两侧，居住空间多分布在东西向的胡同之内，由此形成“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空间秩序，这是十分值得珍视与继承的传统。在胡同内肆意破墙开洞的行为，使宁静的胡同变成了街道，是对这一传统的巨大伤害。
以上问题暴露了旧城平房区的房屋管理存在严重的“真空”与漏洞，如不及时加以纠正，平房区的人口即使通过行政力量得以暂时疏解，仍有可能回潮。
旧城平房区居住着大量“老北京”，这些原住民是北京地方文化的主要传承者，应鼓励他们继续居住在历史城区，切忌通过行政力量“一刀切”将他们大规模搬离。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综合施策，真正疏解那些应该被疏解的人员：
A、对四合院平房区，保障房优先供应，建立长效机制，居民自主选择外迁，不得强迫。旧城人口过度集中，与长期以来的住房供应短缺、保障房供给不力相关。实践证明，1990年代以来推行的拆低建高的危旧房改造计划，增加了旧城内的建筑容量，不利于人口疏解，并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形成矛盾，导致旧城人口结构断裂、拆迁矛盾激化等一系列问题。
总结经验教训，北京市应建立保障房供应与平房区人口疏解相对接的长效机制，鼓励平房区居民选择区外的保障房居住，自主外迁，避免强制性外迁的行政力量介入，实现人口疏解、提高居住质量、延续社会结构、旧城保护的多赢。
B、建立直管公房租赁退出机制，彻底解决人户分离问题，实现平房区人口疏解的“精确打击”。直管公房在旧城存量平房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中大量存在的人户分离问题，表明相当一批直管公房并不为法定承租人真正使用，这些承租人将公房转租后获取不正当违法收入，理应予以制止，房管部门应解除与其签订的租赁合同，腾空、收回房屋，合理安排使用。由此也可推动解决大量直管公房被外来流动人口使用的问题，使平房区人口得到有效疏散。
直管公房是低租金保障性住房，其提供保障的对象，应该是低收入、没有房产的市民，而不是在外已拥有或租用房产者，对后者，应该建立租赁退出机制。如能以适当方式，解除人户分离者的公房租赁合同，平房区的人口疏解就能得到良性推动。
在这样的机制下，留下来的，仍是那些需要得到保障的老住户，被疏解的，是那些事实上并不在此居住的承租人。这样，就能避免旧城人口疏解工作造成社会结构剧烈变化以及地区文脉断裂等问题。
C、健全平房区房屋管理体制，严厉打击直管公房转租转借违法行为，加大对私搭乱建的拆除力度，惩治破墙开洞行为。直管公房是国有财产，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自买卖、侵占直管公房，不得利用直管公房从事非法活动或牟取非法收入。
必须严厉查处承租人存在的擅自转租、转借、改变房屋使用性质和用途、擅自改变房屋结构面积等行为；对直管公房管理进行彻底整治，严厉查处房管部门不作为、乱作为、以权谋私、与承租人或中介机构相互勾结、输送利益的行为。
D、在人口得到疏解的情况下，对直管公房的分配进行优化，按四合院原工艺进行修缮，实现厨卫入户，成为成套住宅，为低收入、真正需要被保障的居民提供体面的居住环境。应该看到，在北京旧城内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的“脏、乱、差”大杂院问题，已严重损害了首都形象，暴露出城市建设管理存在的诸多问题。前述平房区人口疏解机制的建立，正可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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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更多文物建筑为社会共享通州副中心建设、北京市属行政机构从中心城外迁、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为文物建筑的腾退、再利用提供了巨大机遇
恭王府
在中央机构与北京市的积极配合下，长期占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恭王府府邸的9家单位于2002年全部搬迁腾退，修复后的恭王府府邸2008年对外开放；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什刹海东岸的火德真君庙，在文物部门、中国道教协会、西城区政府的共同投入下，于2002年腾退修缮，将占用其中的部队招待所和近50户居民迁离，2008年修竣后作为道教活动场所对外开放；
在社会各界的呼吁下，部队机关于2010年将其长期占用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高玄殿归还故宫博物院管理，2015年进行修缮，拟于2017年修竣后对外开放。这些文物建筑的腾退、再利用，为解决北京市大量存在的文物建筑占用问题提供了经验，应在全市范围内积极推广。
上世纪50年代以来，大量文物建筑被中央及北京市属单位占用，有的被用作办公，有的被用作居住，有的被作为工厂车间或商业设施使用。
目前，全市40余座王府中(其中包括15座市级以上的王府院落)仅有恭王府对外开放，其他王府被占的王府建筑包括(醇亲王府、庆亲王府、顺承郡王府、礼亲王府、顺承郡王府、郑亲王府、理亲王府、惠亲王府、廉亲王府等)均因历史遗留问题被机关单位或住户占用。
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文物局前局长孔繁峙2016年1月提案呼吁制定北京王府文物单位保护和开放规划。他指出，大部分王府因被社会单位住户占用，造成王府建筑年久失修，或结构变形，腐蚀严重；或瓦面塌陷，杂草丛生。同时，因居民生活使用，火险等安全隐患十分严重等等。王府建筑作为古都的一类重要历史建筑更不能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教育作用。
他分析指出，北京王府院落存在的上述问题，是历史造成的，是历年积累的结果，其问题的解决不仅难度大，而且每座王府的占用情况十分复杂，单纯依靠北京地方的力量是无法解决的：
首先是产权关系复杂，北京的王府几乎都是中央各部门所有，对产权都有各自的要求；二是占用单位复杂，有中央机关，有事业、企业等各类单位，占用单位搬迁资金巨大；三是部分王府已为单位职工居住使用，大量居民的搬迁又是一笔巨大的资金投入等，致使对其的保护利用，成为北京文物保护的一大难点问题。
孔繁峙认为，当前，北京正在实施非首都功能疏解、产业结构调整和老城调整等发展战略，北京应借此机遇，统筹解决王府占用单位和住户的搬迁问题。特提出建议：
将王府建筑纳入这次全市开展的非首都功能疏解的范围内，协调中央部门，共同研究解决王府建筑在“老城重组”过程中的保护、利用问题；研究制定北京王府的保护利用规划，制定占用单位、住户外迁的时间表及修复、开放的年度时间、进度等，争取逐年解决；政府部门就落实王府的保护利用规划，应按职责分工责任并将进度列入年度的工作计划。
除了王府建筑，北京还有大量宗教建筑和会馆建筑被各个单位占用，寺庙建筑、会馆建筑同样是老北京文化的重要载体，也应被纳入重点腾退范围。这些文物建筑腾退、修缮后，可恢复其原有功能，或作为公共文化服务场所对外开放，为全社会共享。
通州副中心建设、北京市属行政机构从中心城外迁、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为文物建筑的腾退、再利用提供了巨大机遇，可采取以下具体措施：
——充分利用市属单位及非首都核心功能外迁腾退的房屋土地资源，将之与占用文物建筑的中央机构进行产权置换，实现文物建筑的腾退、修缮、对外开放，使之成为全社会共享的文化资源。
——通过市属单位外迁、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而腾退的房屋土地资源的再利用，盘活存量资产，获取充足收益，反哺旧城保护，建立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基金，重点投入文物建筑的腾退、修缮。
——鼓励社会力量介入，与相关组织合作，筹集资金用于宗教建筑的腾退、修缮、开放；与地方政府合作，筹集资金用于会馆建筑的腾退、修缮、开放。合作方可根据具体投入情况，获得相关建筑的产权或使用权。©
王军
曾任新华社记者，现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多年来从事梁思成学术思想、北京古城保护及城市规划等问题的系统研究，著有《城记》一书。
来源：1月13日《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
监制：易艳刚
责编：张慧
校对：赵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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